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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诗也要有脊梁——序马景良的诗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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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赤壁采风，认识了马景良，他是赤壁文体广新局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词人、诗人，还是一位散文作家。景良兄性格温和、爽快，为人热情、诚恳，对诗，对文学，对文化很有见解，但又谦和有礼，有君子之风。

冬天，景良兄来北京，把自己写的朗诵诗稿《脊梁》发给我，请我提提建议。我说，这部诗集值得出版，应该与读者见面，这不但对读者有好处，对自己也是一次交流的机会。再好的作品，锁在抽屉里，也是很难流传的。当然，写诗，并不是为了流传，并不是每一位诗人的作品都能传世的。不过，每一位诗人，或者写作者，都希望作品能够传世，能够赢得读者的信任，获得好的名声。从创作态度上看，景良兄的创作似乎不是专业写作，虽然他在文化领导岗位上，但他写作的心态很平常，只是喜欢写，发自内心，用真情写作，算是朴素的心态，从容的心态。另外，景良兄写诗，也不是为了出名，他是很有责任感的，觉得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郭明义、时传祥、王顺友、吴登云、张海迪、吴天祥等时代人物的精神值得弘扬，值得珍视，因此以他们为歌吟的对象，把时代英雄意象化，形成诗意表达。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写作极度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环境里，弘扬主旋律，倡导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和为公意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形式来看，景良兄的这部诗集，属于朗诵诗，而且有的也可以说是政治抒情诗。写朗诵诗，写得好的少，这与朗诵诗的特点有关。前辈诗人里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的朗诵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写得很不错。但后来者中能够写好朗诵诗的人少之又少。朗诵诗是需要大声朗读的，不少朗诵诗默读起来，好像不怎么样，甚至咋一看，语言过分直白，意象化色彩不浓，似乎诗情画意少。可是一经朗诵，其声音传递出来的情感却能打动人心，甚至让人流泪。记得朱自清就在自己的诗论集里专门论述过朗诵诗，认为它是声音的诗，是以声音取胜的，因此，朗诵诗有自己的声律表意系统，它与一般抒情诗强调诗情画意，是不太一样的。一般的抒情诗，适合默读，用诗情画意把读者牵引进情境里，感受氛围，享受情绪的感染、美的熏陶。而朗诵诗，则用声律直接传达诗人的心声，感动听众。一般的抒情诗，属于室内艺术；而朗诵诗，属于广场艺术。景良兄的诗适合大声朗诵，而且能够打动听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大爱孔繁森》这一首，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很有气势，当然，语言的朴素通畅也增加了听觉效果：

孔繁森一生清贫/清贫的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地委书记/党的高级干部/存款单上却无分文/在留下的遗物中/更是特殊的要命/遗物上全部写满了/对藏族群众的深情/一把牙刷用了7年/掉的只有几根稀疏的毛/磨得又短又硬/他用的毛巾/已经破旧的成了丝丝缕缕/全部是洞/他洗脸洗澡用的是/最便宜的肥皂/在藏工作十年/没舍得买过一块香皂/一件背心/已是千疮百孔/通讯员扔掉了/他又捡回来/缝补好洗干净/一双袜子全是补丁/两条裤头/补丁加补丁/已看不到裤子的原型/半盒没吸完的“黄果树”香烟/买价也只有一毛几分/还有那只常带身边的“药箱”/还剩几盒药品/还未来得及送给波拉、姆拉们/除此之外/再就是八元六角现金/这就是他的全部遗产/阿里地区烈士陵园的衣冠冢/人们挑来挑去/总找不出几件像样的衣物/黑色棺木里/只有一套洗的发白的破西服/两条带补丁的裤头/一双破旧的胶鞋/和一顶他最喜欢的藏式礼帽/放于其中/看得见的只有这些/看不见的还有他对藏族群众的深情/和那颗与藏民连在一起的心

景良兄的诗里，也有抒情之美，还有建筑之美和音乐之美。这正符合了五四时期闻一多所提倡的诗歌“三美”。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景良兄的诗歌创作不知道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景良兄肯定不是一般的政治抒情诗的写手，他是一位诗人，有责任感的诗人，有使命感的诗人，也是一位会审美，勇于追求美的诗人。因此他在选择时代形象入诗时，在语言和意象的建构上是很慎重的，他尽可能地把时代人物的形象放到诗的情绪与氛围里去营造，让时代人物、时代英雄的形象与精神还原的同时，更有诗意性的表现。

的确，不难发现，景良兄尽可能地在诗里，运用各种修辞和艺术表现手法，除了一般的比喻、排比、对照、变形和暗示外，还有一些隐喻的象征性的表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景良兄能够让叙述语言来抒情，这是值得珍视的。写时代人物，表现英雄的精神世界，以诗的方式来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主流价值，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写得不多，尺度把握不到位，是很容易写得空洞无味，味同爵蜡的，但这部诗集里的作品，语言朴素、流畅，也鲜活、丰富，诗里的情感自然、真切，具有感染力。

赤壁是一座很有人文底蕴的城市，赤壁文化是湘楚文化的交汇，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合流，赤壁文化里也有山文化、水文化、茶文化、农耕文化等等的杂糅，因此，赤壁文化里有粗狂，有柔和，有优雅，这也意味着赤壁人有多种性格元素。景良兄的性格和精神也是多元素的组合。在这个环境里写诗著文，景良兄是不一样的，柔情、豪放相结合，朴素与优雅相映衬。他有不一样的情怀，有不一样的立场，有不一样的追求，自然也有不一样的高度。

诗人的高度，决定了诗的高度。诗人的良心，会变成诗的良心。景良兄写诗，写出来的是精神的高度、文化的高度，也是诗的良心、文学的良心。

民族、国家要有文化与精神的脊梁，诗人和诗也要有脊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价值危机的时代，像景良兄这样写出厚重的诗集《脊梁》，是值得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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