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20时代西部城市如何摸到第一块石

哲学家罗素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中国的城市化尤是如此。

才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走完了欧洲和美国上百年才行进完的城市化历程，进入城镇化和城市化2.0时代。

在城市2.0时代，规模、人口、城市外延扩容早已不是城市化的最主要的目标，新一轮对城市发展的思考中，中国诸多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外的一些城市，在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上，异常引人注目。其中，以西部城市为甚。

“起步晚、底子薄”的西部城市近年来在产业创新驱动、创新创业引擎以及催化区域融合等多个领域与维度发力；城市发展方式创新，成为这些“后进城市”迈出增长缓慢区的催化剂。

而从城市发展成果的“检验金石”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上的创新，确实是这些西部城市摸到过河的“第一块石头”。

西部城市发展困局

中国城市竞逐战的硝烟从来没有停息过。

位居中国腹地的西部城市尽管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战略、倡议裹挟下，发展机遇空前。但与沿海城市相比，无论发展基础、资源密集度还是对外沟通、交流层面，西部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后进生。

比如，偏居西南一隅的贵阳，过往多年，最为人知晓的恐怕就是黄果树瀑布、贵州茅台、“老干妈”，以及滞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年，贵州GDP在中国31个被统计的省市中排27名，年排第26名，年排第25名——过往20年，贵州经济体量排名几无长进。

这似乎是中国西部“后进”城市的写照与代表。

在先决条件上，成都会好一些。成都一直有较强的互联网基因、浓厚的创业氛围和人才吸引力，成都最近几年频频在“百度搜索城市”热度上排名第一，放在与北上广深城市的竞逐平台上，内陆城市成都的短板也非常明显——成都在交通、区位与资源集聚等方面都不占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内陆城市要在既有资源上以传统的方式改变这种局面，似乎难度太大。另一座西部重镇——西安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

全国专家在西安围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展开探讨多年来，西安被赋予多项城市职能，比如，要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今年又被确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使命”当前，西安的经济实力与对西北区域带动力略显不足。在此前提下，区域融合是其中面临的一大机遇，同时也是难题。

我们知道，西安与咸阳是中国距离最近的双子城市之一。区域融合发展，被认为是“最终的出路”。但区域融合发展谈何容易，尤其在改革因子相对并不活跃的内陆地区。直到年9月，西安咸阳之间通话才不再缴“长途费”，随后一些路网建设启动，但推动缓慢。

凡此种种，似乎西部城市在经济和区域发展领域的阶跃上，一直摆脱不了传统领域短板的桎梏。

再举个例子，“一带一路”倡议被解读为西部、尤其是丝路沿线城市重大利好，但中部城市郑州则凭借其强大的物流优势，在此红利下突破突围——这也印证了传统印象下中西部城市在发展基础和对外沟通交流等领域的不足。

西部城市的“创新经”

其实，最近二十年，东西部城市经济体量差距还在扩大，这种局面倒逼西部城市在发展方式上必须要创新，而由此萌生的内生驱动，也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须。

我们前面提到，数十年贵州经济数据一直居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3年，贵州省会贵阳忽然成为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突破中异常瞩目的存在，其突破口就是大数据。

贵阳被称为“林城”，天气凉爽，夏季平均气温22.5℃，而且是中国电价最低的省份之一。“林城”空气洁净，台商郭台铭来到贵阳，衬衫穿了两天还干净如初，就很愿意投资贵州——这些都是发展大数据天然优良的基因。

年8月，贵阳建大数据产业发展聚集区；一个月后，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开赛；再过半年，数博会举办，马云、马化腾、周鸿祎、郭台铭一众前来捧场。

马云没吝啬他的赞誉：“如果大家错过了30年前广州、浙江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这句话成为贵州发展大数据、城市发展方式创新上最好的背书。

苹果、高通、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和甲骨文等世界名企落户贵州，贵州本土大数据企业云上贵州和货车帮等也迅速崛起。

截至目前，贵州大数据产业总规模超亿元。

如今的贵州已经成为“中国数谷”西部城市外部机会不比沿海城市，要在经济上阶跃更大的机会是在城市禀赋的差异性和产业风口上创新。这种创新，对本土产业与整体经济带动，显著而有效——这一逻辑对贵阳如此，对西部“领头羊”成都亦是如此。成都电子和旅游产业都领先于中西部，但在其城市再次飞跃中，众创异常瞩目。

年城市“双创”能力分指数排名，成都居全国第二。继北深沪之后，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落在成都——这对西部来说是第一次。

在与中国一线、新一线城市竞逐中，成都另辟蹊径，通过双创的发展方式，与沿海城市差异化竞争。

在双创重要的载体方面，成都的“菁蓉”首先值得